時間：2023-06-29 09:53:12 瀏覽：0 來源：愛美啦
大河報·豫視頻記者 劉永恒
在湖南湘陰縣一所聲名在外的矯正學校待足了6個月，剛被接回家，21歲的王虎就跑去學了散打。
體魄上的強健，也并沒有給他帶來足夠的安全感。獨自出門時，他會隨身帶著武器，有時是一只指虎，有時則是一把小刀。
這個習慣持續了6年。
直到現在，27歲的王虎，也沒徹底驅散被矯正學校突然帶走的恐懼。
像王虎這樣的人并非個例。從事自殺干預和心理疏導的志愿者曉樊告訴大河報·豫視頻《看見》記者，在他接觸的案例中，相當一部分存在心理問題的人，都有過矯正學校的經歷，有成年人，也有未成年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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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然的“入校”
在21歲之前，王虎從來沒想過，自己會跟矯正學校產生聯系。
王虎并非傳統意義上的好孩子。從小到大，因為總偏離家里的規劃，與父母無休止的爭吵，往往以父親的一頓暴揍收尾。
矛盾就這么一次次的積累、潛伏下來，等待著一次劇烈的爆發。
2018年，在王虎放棄大學建筑設計專業，選擇退學后，一場前所未有的爭吵，讓雙方的關系徹底陷入冰點。那段時間，父母的嘮叨，讓王虎的脾氣變得異常暴躁，他經常關起房門，擺出拒絕交流的姿態。
在海南工作的伯伯聽說后，邀王虎前往散心，勸解他，“年輕不要想這么多，喝點酒，睡一覺就過去了”。不承想，酒后的王虎在電話里，又與家里狠狠吵了一架，言語兇狠。
等到王虎從海南回家的航班落地，一個自稱是父親朋友的人，搶過行李，帶他出了機場。在一輛汽車旁，三個大漢圍過來，把王虎架上了汽車。在車上，聽到一段來自家人的語音，王虎才確認這不是一起綁架。
汽車一路開到了一個偏僻村子，進了一所學校。王虎被強制剪了頭發，沒收了個人物品，關進了一間住有十幾個人的集體宿舍。一個大漢躺在宿舍鐵門旁床上睡覺，把守著大門，不許人出去。這一刻，他才意識到，作為成年人的自己，被送進一家類似豫章書院的地方。
第二天，王虎試圖用武力反抗教官，一個意料之外場面出現了，一些學生跳出來，將他牢牢按住，“那些待了比較久的學生們，幫著教官和老師打我”。這次不成功的反抗，換來了教官的特別“照顧”：高強度的體能訓練，似乎永遠也做不完的上下蹲、仰臥起坐、俯臥撐，直到精疲力竭。如果完成不了教官規定數量，懲罰就隨之而來：不許睡覺；拉到監控盲區，用塑料水管抽打身體。
被懲罰了幾次后，面對學校里二十多個教官，王虎打消了再次反抗的念頭，開始觀察和適應這所特殊的學校：學生長期穩定在200多人，更大的三四十歲，更小的只有5歲，以未成年人為主。
王虎給里面的學生分了類，未成年人無外乎是沉迷于網絡，厭學，存在不良嗜好等；成年人被送進來的理由則顯得千奇百怪：有沉迷賭博的，有成家后不愿工作一直啃老的，也有留有案底屢教不改的。更特殊的，當屬一些精神上存在問題及智力上存在障礙的。后者是更容易受到欺負的。
一個叫馮歌的智力障礙者，“天天都被打，身上沒有一塊好地方，全是血痂”。王虎對這個十多歲的孩子印象深刻，“他每天就只會傻笑，口齒也不行”，“別人都覺得他好欺負，老師打他，教官打他，助教打他，學生還要打他，都拿他泄憤”。
打人和挨打是這所學校的常態，每個施暴者都有自己動機。教官是為了讓學生們聽話，助教們是為了討好教官，學生們是為了發泄來自教官和助教的怨氣。
王虎所提到的助教也是學生，在學校里扮演著一種特殊的角色。“他們會主動討好教官，給他們捏肩捶腿，監視學生的異常舉動”，報告有意逃跑和自殘的學生，幫著教官“修理”類似于王虎這樣的反抗者。
作為回報，教官會給他們一些零食，作為獎勵。
“珍貴”的零食和“形式化”的教育
零食在學校里是種難得的“奢侈品”，獲取渠道被牢牢地把持在教官和老師的手中，身無分文且被限制自由的學生能否吃到零食，只能靠家長的不定期“投喂”。
即便如此，家長們寄來零食，往往也會被層層克扣，到學生手里已所剩無幾了。
扣下零食的多半是心理輔導老師，作為疏導學生心理健康、溝通安撫家長情緒的中轉者，他們有著職位上的先天優勢，更容易獲取家長的信任，成為包裹的接收者。那接下來的事情，就順理成章了。包裹里有多少東西，甚至有沒有這個包裹，都不是被收走通訊設備的學生可以找家長確認的。
“心理輔導老師昧下大部分后，會強迫學生把剩下零食，再‘分享’一部分出來給自己。”曾在矯正學校實習過一段時間的安然，幾乎每天都在目睹這一情境重復發生，“他們從來不缺零食吃”。
老師扣下學生零食的一個直接原因是，學校食堂的飯菜太差。
“冬瓜、南瓜、海帶煮一煮，拌一拌。飯經常沒有煮熟，里面還有沙子。”王虎評價這些飯菜為“豬食”，“非常難吃，難以下咽”。安然對此也深有感觸，盡管與王虎的在校期間隔超5年，但她知道學校一直以來就沒有廚師，飯菜都是學生做的，口味可想而知。
對于老師們來講，主食差，扣下零食作為主食，似乎合乎邏輯。但對于孩子們來講，在長達半年或一年的培訓期內，他們被封鎖在一個與繁華隔絕的學校里，零食是他們更容易觸及到的美好事物。這種渴望，被教官以一種畸形的方式加以利用。
他們在矯正學校里，賦予了零食一種特殊的意義：把它當成管理手段的一部分，獎勵給更卑微的討好者、更積極的舉報者，以及更聽話的執行者。
“有時候會給一瓶可樂，或者一點瓜子。”曾在矯正學校當過任課老師的陳凱向大河報·豫視頻《看見》記者介紹這種管理手段，“教官會默許助教和學生會，去欺負其他學生”，這樣就可以樹立助教和學生會的威懾力，以便于幫助教官更輕松地管理學生，只需發號施令，就有人樂意執行。
相比未成年人，很少有成年人經不起零食的“誘惑”，也鮮有教官以此拉攏成人學生。“他們都知道，很難從成人身上再榨出利潤，只要他們老實待到培訓期滿，不反抗就夠了”。陳凱很清楚這所學校賺錢的套路，通過孩子，讓家長心甘情愿地花錢。
在學校里，一些未報文化課的孩子會受到教官的特殊“照顧”。
“一些孩子為了逃脫這種受折磨的狀態，會跟家長說，‘我很想讀書了’。”陳凱很了解內里的門道，“憑良心說，被送進去的孩子，或多或少都有問題，在外面也不怎么愛讀書”，當家長聽到孩子的愿望后，只會認為學校把孩子改造得非常好，“無論拿出多少錢上文化課”。
然后，等待家長的，就是高昂的費用。
在陳凱看來，即便是家長出了這筆費用，也不會給孩子帶來更好的改變。
從任課老師的學歷上就可見一斑。“這里的老師，大部分都沒有教師資格證”，陳凱歷數了當時的四個同事，又拿他自己舉例，“我還算是這里面學歷更高的”。事實上，陳凱只是本科學歷，畢業于一所普通的一本院校。
在教學上，任課老師們更是沒有絲毫的壓力。“在那里當老師很輕松，也不用備課，你要是講錯了，無所謂。就算不講課，也是無所謂。哪怕不去，也無所謂”，陳凱坦言，“只有少數老師真心實意想讓學生學點東西，想把課上好，但是沒用”。
“經受這么長時間折磨的學生，只會把課堂當成避難所，躲避體罰，很少會有人沉下心學習。”
不過也有例外。
陳凱教過一名叫作李圖的學生，因抑郁癥被送進來，“他沒什么不良嗜好，人也挺善良，成績也非常好”，如果能出去讀初三，能夠考一個不錯的高中，沒準能考個好大學。
當時，李圖的心理輔導老師在離職后，打電話給李圖媽媽勸她接孩子出去讀書。在這位媽媽要接走孩子時，學校里的招生老師極力游說，試圖讓那名母親相信，李圖一旦離開這里就會出現心理問題，一定要在這里讀職校。
“他們根本不在乎孩子的前途，只在乎能不能掙到錢。”陳凱說，學生每年的學費是5萬多塊，招生老師每招一個，就可以按10%的比例提成。
任教期間，還有一件事，讓陳凱至今不能釋懷。在一次訓練中，學校的一個教官向學生提問，如何管理好這個班級。一名7歲孩子自告奮勇地站起來回答，我們之間要相互舉報。聽到回答后，教官鼓勵他說，回答得很對。陳凱看不下去，私下里去質問那個教官，這樣不會教壞孩子嗎？教官回答他，我不管這些，我只是來掙錢的。
后來，那個7歲的孩子出去沒多久，陳凱在學校里再次看到了他：這所打著矯正問題孩子旗號的學校，似乎從來就沒有矯正過什么。
“走不出來”的畢業生
有過矯正學校經歷的學生，往往都會自發地聯系起來，組建微信群或者QQ群，為抱團取暖，也為揭露和維權。
他們會在社交平臺尋找相同經歷的人，分享心路歷程及手中能夠掌握的線索，也會組織起來到各個矯正學校的社交賬號下評論，現身說法，勸阻病急亂投醫的家長。
這些群的組織者有畢業生，也有義務為這類人群提供心理輔導的志愿者。
在一個聚集數十名同一所矯正學校畢業生的微信群里，曉樊發了一段長語音，“如果感覺自己心情不太好，可以來找我聊聊”。然而，群內回應曉樊的，寥寥無幾。
王虎也活躍在這個群里，表現出了一種與接受采訪時截然不同的狀態。他每隔一段時間，都會介紹報復某特訓學校老師的進展：撥打電話騷擾、通過微信進行謾罵。在群里曬出那名老師的聯系方式，公示他的暴行，“惡意打罵學生”“在倉庫用塑膠棍毆打學生”，還試圖說服其他人也參與報復，并樂此不疲。
群里有“過來人”清楚，這些舉動并不會讓王虎釋懷，出言勸導他，“你每天這樣罵他，到頭來受傷更重的一定是你”，要么“當成被狗咬了一口”，要么“走法律程序，讓他得到應有的懲罰”，“只有這樣你才能徹底走出來”。
而王虎的回復，看起來似乎有些不以為然，他說，“你不懂，我很快樂”。
從矯正學校出來后，王虎在家人的資助下開了一家主營煙酒的小商鋪，長期住在店里，他與父母的關系更差了。
為了改善兩者的關系，親戚和熟人也曾為王虎介紹過幾個心理醫生，效果不大。他對任何試圖探究自己內心的醫生都保持著戒備，“我跟醫生不敢說太多，怕他說漏嘴，沒準他會直接聯系矯正學校，或者直接把我送到精神病院去”。在面對有著相同經歷的人時，他才會表露內心。
恐懼和戒備、脆弱和敏感是矯正學校經歷者更常出現的問題。一些剛脫離矯正學校控制的學生，重新回歸正常的社會環境時，甚至會突然陷入情緒失控的狀態。“這是受害者普遍存在的一種狀況”，這種現象在曉樊更近接觸到的案例中表現尤為典型。
那是一位從澳洲留學歸來的姑娘，因抑郁癥被送去矯正學校，剛出來后的狀態像是一只戰戰兢兢的兔子，精神緊繃，時刻戒備著并不存在的危險。習慣了特訓學校開燈睡覺規定的她，仍然維持著開燈睡覺的習慣。在水果店里，面對著幾個月未曾見過的水果，會突然哭泣，卻又只敢偷偷抽泣，生怕有人在偷偷監視舉報她。
“這種情況需要進行心理引導，讓她獨立起來。”曉樊判斷說，“具體還要根據她個人的情況去進行。”
有些矯正學校經歷者會選擇反擊，一方面會選擇尋求媒體的幫助，主動或者被動向記者坦露那段痛苦的經歷，歷數每個給他帶來傷害的教官或者老師的名字。另一方面也會通過信訪或寫舉報信的方式，揭露不合規矯正學校的作為。
這些做法，有的是起了點作用，有些則毫無效果。
他們中也會有人說喪氣話，“這些都沒有用”，總也有人出來鼓勁，“加油，各位同仁”“團隊的力量需要一步步成長和發展的”。
曉樊也參與到了“抱團反擊”中，與關注矯正學校的媒體保持著頻繁的聯系，“也許我們真的可以稍微讓矯正學校有一點點的改變，雖然可能任重而道遠”。
（文中涉及人物均為化名）
來源：大河報·豫視頻 編輯：劉惠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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